中共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曾任军统中将站长

文/于继增

他曾以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等多重身份打入敌人营垒，直做到军统直属第三站中将站长；他历尽艰险，几经不测，不顾个人安危与内外反动派角逐情报沙场；他告别秘密战线积极工作，却因"潘扬案"牵连含冤入狱20年。他就是中共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袁殊。

从左翼文人到秘密党员

袁殊原名袁学易，又名军光，化名曾达斋，笔名碧泉，1911年3月29日出生于湖北蕲春蕲州镇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其父袁晓岚是老同盟会员，后任职于国民党。袁殊8岁随家来到上海。在立达学园读书时，就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参加学生进步团体。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殊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大游行。大革命期间，袁殊参加了北伐战争，成为北伐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军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袁殊赴日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和东洋史。此间接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北伐途中的袁殊，摄于1927年皖赣边境。

1931年初，回国后的袁殊在上海创办了《文艺新闻》周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便派楼适夷、夏衍帮助袁殊工作，鲁迅对该刊给予关注，并为刊物写文章，《文艺新闻》实际上成了左联旗下的刊物。同年2月，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五作家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任何报纸均不敢报道。为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袁殊不顾个人安危，与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密切配合，上演了一出双簧戏。冯雪峰寄来一封署名"蓝布"的读者来信，打听五位作家的消息。袁殊在《文艺新闻》头版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标题发表；接着，冯雪峰又撰写两封"读者来信"：《作家在地狱》（署名曙霞）、《青年作家的死》（署名海辰），告诉读者，这五位作家"已被枪毙了"。袁殊在《文艺新闻》上以《呜呼！死者已矣》的题目刊登了这两封来信。随后，袁殊将这五位作家的照片登出，并发表了各界人士对这五位作家被害的态度和反映。二人勇敢机智地将五烈士遇害的消息披露于社会，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勒令《文艺新闻》停刊。从此，袁殊正式参加了左联，并担任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常委。他出版了许多著作和译作，满腔热忱投身于反帝爱国的文化工作。他还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一概念，并最早付诸研究的人。夏衍利用这一武器发表了著名的《包身工》。袁殊如果沿着写作的路子走下去，或许能成为文学史上一名有影响的作家，然而一项特殊使命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29年冬在日本东京与留日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袁殊)。

1931年10月的一天，袁殊接到通知，来到位于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原来，中共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正在等着他。他们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式宣布，吸收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秘密党员，参加中央特科工作。当时，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共产党人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为了追求真理，袁殊毅然作出了这一政治抉择，从此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

当时，潘汉年对他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今后要渐渐退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潘汉年的表情很严肃，"要终守自己的信念。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的事业，除了生命，还有更难的，是要毁掉自己的名誉。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无名英雄。"王子春也说："在敌人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是危险的，你很可能被捕入狱，也可能亲眼看着组织成员被敌人严刑拷打，但无论怎样都不能暴露自己。你甚至可能永远背负反动罪名死去，但党是知道你的。"袁殊坚定地表示，我知道干这一行的凶险，但我义无反顾。

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袁殊掌握了进行秘密联络、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为成功进入敌人圈子，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袁殊想起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曾由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袁殊从不与他们来往，几乎忘记了这位表兄。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联系，请求代为谋职。贾因袁晓岚推荐上黄埔的关系，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了国民党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王子春出主意让袁殊写个简历，强调"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的愿望。并让袁殊投其所好，准备一份"工作意见书"附上。吴醒亚看了连声称"好"。由于老朋友推荐，吴对袁殊并不怀疑，当即要他加入自己的湖北帮，为他打探内部社会的消息。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中统CC系秘密小派别"干社"，与之对应的则是戴笠以黄埔学生为班底成立的军统"复兴社"。这两个法西斯组织以拥蒋反共为宗旨同时出现在上海政治舞台上。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行动股股长则是李士群。李士群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后和他老婆公开叛变革命。王子春指示袁殊严密监视李士群的行动。最初打入吴醒亚特工组织时，给吴醒亚的情报完全由王子春提供，都是些无重大价值的情报，诸如西南派系联合反蒋内幕之类的消息。一次，在王子春授意下，袁殊利用洪帮（即洪门帮，亦称"红帮"，笔者注）人物胡抱一和王亚樵（淞沪抗日义勇军司令）的关系，与程潜部队驻沪代表牵线搭桥，促成他们双方密谈。为吴醒亚的情报组织立了一"功"。

王子春让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职业，以便开展工作。于是袁殊被介绍到"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新声通讯社"虽然是个政治色彩不十分浓厚的民间通讯社，但记者是"无冕之王"，能上通天下通地，自由采访社会新闻，袁殊因此能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同时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在王子春的精心策划下，袁殊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外交官岩井英一，岩井要求袁殊向日本提供情报，并开始每月付给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袁殊又成了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人员。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此间，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建议他以青帮身份"再找杜月笙想想办法"，于是袁殊又成为青帮的座上客，并办起了"时事刊行社"，巧与周旋，游刃有余。

被委任为军统情报组少将组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日本政府决定增兵上海。9月中旬派往上海的部队已达五个师团近20万人。10月初，第一○一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又先后抵沪。日军企图迅速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北部中国守军。为配合守军打击侵略者，袁殊化装成日本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亲临日军阵地侦察。他操著一口流利的日语，置身于荷枪实弹的日本人中间，一边机智地应付著正在指挥部队的军曹，一边将日军兵力部署和军车调动情况记在心中。他顺利完成实地侦察任务，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为上海抗战立了大功。但也因此受到军统特务的跟踪和逮捕，经杜月笙斡旋才获释。

随着局势进一步紧张，国民党开始向大后方撤退。军统头子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杜月笙提醒戴笠，曾被军统逮捕过的袁殊是留日学生，有很多日本方面的关系，现在生活正无着落，不妨给他布置些任务。一天清晨，戴笠突然亲临位于武康路袁殊妻子马景星的私宅，要袁殊第二天上午9点去面谈，同来的军统上海区区长周道三留下地址便登车而去。袁殊感到十分意外，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殊为他做事，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说从当前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参加军统敌后工作有利于抗日；从长远看，在军统打入一个楔子，以后在情报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潘汉年同意袁殊加入军统工作。

袁殊如约来见戴笠。戴笠毫无客套，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殊按事先想好的回答："靠老婆生活。"戴马上说："那你就给我做事。"袁殊问："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戴笠说："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他给袁殊交代了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如此一来袁殊又打入了军统，被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虽然要接受一名军衔比他低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的领导，但他得以充分利用打入军统的机会开展情报工作，从事秘密地下抗日斗争。袁殊定期在善锺路拉斐德路口一家高级咖啡馆与潘汉年见面。袁殊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暗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

上海沦陷后，潘汉年于1937年12月中旬撤离到香港。行前向袁殊交代：今后通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系，但有关情报方面的情况仍只与他单线联络。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两股势力，坚守在孤岛的上海地下党困难重重，袁殊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营垒，环境更为险恶。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袁殊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与内外对手角逐情报沙场，进行着一场极其特殊的生死较量。

1938年夏，他亲自领导策划行动小组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在虹口本田纱厂后院有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袁殊派人侦察后，发现只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派"抗日铁血团"的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出面搭讪，一来二去混熟了。一天，袁殊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交给王铁民，王将炸药藏在送给伙夫的菜筐内，由伙夫带进库房，并约好"晚上务必出来去相亲"。待到深夜，一声巨响把日海军仓库引爆，冲天大火划破夜空，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他又组织了伏击汉奸、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和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的秘密行动。

1938年秋天，戴笠在香港召开军统骨干人物座谈会，并对敌后的有功人员进行表彰奖励，袁殊也被召参加了。会议期间戴笠对潜伏敌后有功人员恩威并举，首先是对他们大大奖励一番，并当场送给每人两把最新式的加拿大手枪，接着便又以冷峻的口吻说：你们可以拿这样的武器去杀敌；但是，谁如果对我们的团体不忠，你们也可以拿这个去对付谁。听了戴笠的话，袁殊内心惶然，他知道戴笠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更知道像他这样非黄埔嫡系的人是不会被完全信任的。会议结束前，戴笠还单独接见一次袁殊，亲自向他交待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他回上海后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李士群投靠日本人后，杀了不少军统的人，戴笠对其恨之入骨，决心除掉他。

在香港，袁殊设法与潘汉年单独见面，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告知除掉李士群的任务。潘汉年说收拾李士群并非易事，要他谨慎从事，并告之自己不久即将去上海。

回上海后不久，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他亲自画了地形图，派人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地道，正当计划实施之际，暗中投靠李士群的军统上海区区长将他出卖。李士群将袁殊扣押在76号，拿出袁殊亲手绘制的76号地形图、爆破计划书，逼迫他说："凡以武力反抗皇军占领者，一律就地处决。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地处决。"袁殊从容地对李士群说："打仗有胜有负，今天我失败了，听凭你处置！"李士群见状，换了一副面孔，他拿来一堆钱放在袁殊面前，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并强调："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袁殊立即说："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李士群怔住，他知道袁殊有许多日本朋友，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按袁殊的要求去做：为他安排洗澡，端酒上菜，派自己老婆去袁家通知马景星送换洗衣裳。袁殊趁机暗示马景星去见已回上海的潘汉年。马景星到潘袁约定见面的咖啡馆告诉潘"小袁出事了"，潘汉年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岩井果然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疏通渠道将他保了出来。

不仅是国共两方都在争取袁殊为自己工作，而且日本人也在积极争取和利用袁殊为其侵华战争服务。此时的岩井英一已担任上海领事馆副总领事，其主要任务仍是为外务省收集情报。岩井深知袁殊和中国的情报特工机关的历史渊源，但却并不忌讳。因为他同样熟知情报工作的固有规律，互相渗透，互相利用。基本目标在于得到自己想要的情报，别的都是次要的，所以出面营救了袁殊。岩井正着手办一个特别训练班，秘密培训一批情报人员。他便邀请袁殊这个"老朋友"参加培训工作和从事情报活动。袁殊也欣然接受了岩井的邀请，并分别向潘汉年和军统方面报告了这一情况。为岩井工作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从中进行反侦察，以搜集中国方面所需要的情报。

巧妙利用日本特务机构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阴谋和蚕食政策，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坚持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敌占区建立"灰色政权"、办"灰色报纸"，以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1939年11月，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在上海宝山路938号对外挂上了"岩井公馆"的招牌（实则并不是岩井的公馆）。经党中央研究批准，从香港、桂林、延安等地抽调人员协助袁殊组建班子。控制本部的主要人选均由潘汉年幕后选派：主任陈孚木是潘通过何香凝出面请来的统战人士，副主任兼主干由袁殊（化名严军光）担任，协助袁殊总揽人事、财务大权的翁从六（翁永清）、负责新闻出版编译工作的恽逸群（恽介生）、鲁风（刘祖澄）、秘书周静（唐埙）、电台负责人刘人寿（杨静远）等均是我地下党员。

◆袁殊1939年秋于上海宝山路。

潘汉年周全地考虑到，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不能割断联系。他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由于军统区长出卖，爆炸76号事败露，被日宪兵司令部判死刑。因岩井出面营救，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潘汉年派一位名叫张子羽的人到重庆去沟通戴笠的关系。戴笠当初启用袁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他"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所以正中下怀，遂托张子羽带来亲笔回信，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袁殊机智地取信于岩井，他对日本人搞"全面和平"的政治谋略进行反利用，巧妙地掩护了潘汉年等我方同志，以及设在岩井公馆内的电台。岩井消除疑虑，放手让潘袁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合作"。以岩井英一的姓氏命名的"岩井公馆"，成为上海最大的公开的日本特务机关。所以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了76号。有袁殊进入了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潘汉年经常往来于延安、淮南和上海，通过秘密电台或直接来公馆指挥袁殊。为了完成深入日伪获取情报的重任，袁殊利用日方提供的方便和经费，又拓展了在香港的情报网。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陈、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即告延安。

◆岩井公馆旧址。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当然，这期间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他们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1945年9月，中共党组织通过恽逸群通知袁殊，做好转移到解放区的准备。与此同时，戴笠派先行人员王新衡委任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袁殊敷衍了几天后，便隐蔽起来。戴笠到达上海要亲自接见袁殊，但不见了袁殊的踪影。王新衡在上海申报登"寻人启事"，也未见袁殊露面。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才确知袁殊到了解放区，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派一个连去苏州抄家，袁殊的妻子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从后门脱身跑回上海。南京一家小报出现了"袁殊病逝"的消息，一度在敌占区扮演反派角色的"汉奸"名字，从此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把我烧成灰也心向共产党"

1945年10月7日凌晨，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华中局联络部的精心安排下，袁殊与翁从六、梅丹馨、李钦方分别来到兆丰公园集中，等在那里的交通员黄炜、王平带领他们分乘三辆三轮车，安全抵达新四军淞沪支队司令部--青浦观音堂。由于《双十协定》的签定，淞沪支队必须北撤。他们又第二次转移，乘船渡江到达解放区的新港镇，当地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北撤部队，以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们，袁殊内心感到从未有过的欣喜。

渡江后袁殊一行接着行军去淮阴，华中局联络部部长扬帆亲自到码头迎接他们到驻地，陈毅、饶漱石分别宴请他们，欢迎他们来到解放区。袁殊还见到了左翼文化界的老朋友楼适夷、阿英、匡亚明、李一氓、冯定、吴克坚等人。14年来他与"狼"共舞，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为了完成掩护任务，必须串演反面角色，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要与敌人"合流"，难言的苦衷不能向任何人诉说……现在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大家庭。他向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提出，希望到延安去学习，饶说交通有困难，劝他留在华中局工作。到解放区的最初几个月，袁殊写白区工作经验、敌后14年自传，写汪伪、日特、军统内部材料。袁殊被任命为华中局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后负责国统区宁沪一带的策反工作。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建议，袁殊对外以他的亲戚为名改姓曾，秘密党员时期的党龄以后再算，现在以"曾达斋"的名字重新登记入党。

◆1946年袁殊于淮阴华中局联络部留影。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他随冯铉到北平报到。在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的日日夜夜，是袁殊一生中最为红火的日子。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定期为《世界知识》撰写有关日本问题的政论性文章。袁殊有着极好的口才，经常为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做报告，谈白区工作经验，讲有关日本问题，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

1955年，正当袁殊以充沛的精力、满腔的热情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奉献力量时，发生了"潘扬案件"，他因长期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2年。期满后又被关押了8年。1975年5月15日，在狱中度过20年零40天的袁殊告别了秦城监狱，仍被送到武昌大军山一个劳改农场"就业"。64岁的他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后，即着手给原机关老领导写信，以"生命不息，绝不停步"的执著精神，请求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上世纪50年代初，袁殊（左二）在北京与李克农（右二）等在一起。

1977年5月，袁殊被准假回京探亲，终于与离别20年的子女团聚。20多年恍如隔世，他得知老母亲在1971年去世，妻子在"文革"中受迫害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他不免伤感万分，但看到儿女们均已成家，工作生活安定，又深感安慰。回到湖北后，他写了《遥想》诗一首：骸骨托付军山上，留于儿孙凭悼长。三春堤上莺歌柳，墓霭林前燕舞塘。草木百代凌霜劲，江流千载洗沙忙。盛世朝朝新曙色，故国风景更浓妆。他认为自己会在农场度过余生，订了一个坚持劳动、坚持学习、坚持节约的计划，从每月仅有的22元5角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订了《红旗》、《人民日报》、《湖北日报》、《考古》四种报刊。除了每日半天劳动半天集体学习外，晚上的时间他都用来阅读书报，写学习心得，还将狱中心吟默颂的诗句，凭记忆整理出来。

1978年10月，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他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在儿子曾龙陪同下，来到原所在单位，当年的老同志接见了他，答应替他向有关领导转交要求重新审查自己问题的材料。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回到农场后，袁殊继续进行申诉。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监狱里的审讯记录都是我赖以平反的依据……我的事看似复杂，骨子里两个字就能说明问题，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这一点我死可瞑目。"他坚信自己能够得到平反，写下了《感愤》：万锤难裂百炼钢，千烁不破一天霜。风雪年年驱病劫，晨星旦暮洗寒光。

◆平反后的袁殊在潘汉年故居，与潘汉年妹妹潘玉琴合影。

1980年元月，袁殊半身不遂尚未痊愈，便从农场来到北京等待平反。文化界的老朋友姜椿芳、楼适夷、阳翰笙、梅益等前来看望，不仅帮他解决住房困难，还给予经济方面的帮助。袁殊原在单位领导专门派人送来生活补助费，并组成复查小组，重新甄别他的问题。袁殊曾在狱中通读了《资本论》、《毛泽东选集》等。在等待平反的两年中，袁殊坚持再读马列著作；用已不灵活的手，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的经验。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歪曲历史，不为了能得到平反而说违心的话。后来又撰写了《大流氓杜月笙》、《南窗杂记》等史料性传记，并翻译了许多日文书籍。他一生留下的著作近千万字。

1982年9月，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受"潘案"株连的袁殊也重见天日。党组织推倒强加于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他恢复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1987年11月26日，袁殊在解放军 309 医院病逝，走完76年的传奇人生。国家安全部领导、机关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袁殊遗体告别。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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